牧貓人獵書手記

  48 小時之前，你不認識我不認識你，我們都心甘情願帶上文學的鐐銬，擱淺在桃園婦女館的鍾肇政文學獎文學寫作營中。 帶著鐐銬要如何舞動？當市場和習慣同時產生偏移，導致作者和讀者的雙重傷害時，各位是如何抑不住激動（畸形）的文學愛來到這裡的？　 夏至初秋，天天晴空萬里，熱度只在黎明和日暮時稍有減弱。導師高翊峰在開場白中說了一則生活趣事： 「出門前隨意抓了一件西裝外套，到達教室後發現胸前鼓鼓的，一探進去，從口袋中拿出一張名片，沒想到是不久前在活動中與桃園市市長交換來的名片。 記憶如灰燼，散在風中即逝去，卻也是繩索，將奇怪 看似不相關的事黏起來，就像這張名片。 當時他參加活動時不曉得自己會在桃園舉辦的文學營 擔任 導師 ； 當他在進行文學營導師的前置準備時，也早已忘卻那個生活插曲 。 」　 不在計畫中的都可稱為意外，故事就是由許多個意外組成的，他用這個小故事說明一件事：意外也可以很美麗。 不是刻意的，才夠深刻。 文學的魅力在於它有時使人沉入往日的夢境，有時又給人冥想後的清明 。意念這玩意兒沒有界線與障礙，它不僅是記憶，不僅是故事，更是一種力量。 文學是什麼？ 　　沒有正確答案 。 　　但我想它不該是故弄玄虛 ，不該胡說八道，更不該受困於流量的追求與環境的禁錮 。         日漸臃腫的故事文本中，不落俗套的少之又少。寫作者都想與眾不同，但要不是題材太少，故事太老，就是劇情太雷同，人物太單薄。究竟職業作家們是如何寫作的？ 高老師再分享一則故事： 「 日本文壇有兩位 家喻戶曉 的 男性 作家，剛好都姓 『村上 』。 一位是村上龍，一位是村上春樹 。 有次，兩位村上先生一同接受訪問，被問到他們是如何寫作的？ 村上龍說： 『 我的腦海裡有一幅圖像，我用文字將圖像呈現在紙上 。』 村上春樹說： 『 我先寫出一個字，從那個字延伸出下一個字，再往下寫一個字，一個字一個字組成一句話，一句話一句話串成一個段落，一個段落一個段落連成一篇文章，篇篇相連，字字相印，一本書就這樣完成了 。』」         你喜歡哪種方式？你適合哪種方式？你會不會有跟他們都不同的、屬於自己的寫作方式？           課間休息時我回想著這件事，壓抑乏味的心情忽而產生了幾分期待。

你眼中的世界是什麼顏色？　 當我獨自走入黑暗，不曉得身在何方，總習慣抬頭尋找星光。 白色是希望，黑色是不安。 這是很久以前大人們告訴我的。 對於白的嚮往，對於黑的恐懼，小小的我謹記於心。   日漸長大，發現 這個世界不僅黑白兩色。   我的名字是虹， 尚不相熟時 總有人會以為是紅色的紅， 「不是的，不只一種顏色，是有七種顏色的。」小小的我反駁道。   事事都有陰晴圓缺，處處都有潛在規則。 《在世界與我之間》是一封寫給兒子的長篇書信，講述的是一顆沸騰的心在撲通聲中漸漸降至冰點的過程。 作者訴說他親身經歷過的難堪，這是許多遭受不公待遇的黑人以往不願袒露的。新聞畫面中每一個驚險的瞬間，可能就是他們的明天。 眼看在強褓中逐漸茁壯的兒子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紀，仍為外界無聲的騷動所焦慮、憤怒、失望，越來越著急，越來越慌張。 於是，在喉中徘徊的擔憂化成筆尖，曝光內心的底片。 他告訴兒子：「我的責任是告訴你我走過的路，然後讓你走出自己的路。」 他調動自己的情緒，陷入刻在靈魂中的一個片段：當白人小孩在草皮上神采飛揚吃著燒烤時，年幼的他被槍抵著頭，目不轉睛瞪著那隻扣在板機上的手指頭，心跳聲漸漸急促，有股涼意從腳底往腦門直竄，全身毛孔豎了起來，玻璃窗反射照進他瞳孔裡的光，被憂鬱和絕望所掩蓋。那是一切故事的開始。 行走於天地之間，他是多數人心中可有可無的人，命運的厚待是他患得患失的夢。　 他無法抑制自己，大聲吶喊生為黑人的焦慮，大聲怒吼生為黑人的悲哀，大聲控訴生為黑人的忍與不忍、能與不能。   那些流著血的窟窿，似乎永遠不會有被填滿的可能。 面對難以承受的一切，他想弄清楚：人為什麼要仇恨別人，錯在他們的種族，還是他們的國家，還是他們的信仰？ 什麼都不知道，是最可怕的一件事。 長輩們拒絕提供答案，要求他持續追問下去，對得到的答案再進行追問， 為了探尋那或許還殘留在正義裡的可能性，他從一望無際的知識江海裡撈到一根珍貴的蘆葦。　　 翻出種族歧視的百年史，發現暴力不是魔法造就的，而是精心設計過的： 「在上個世紀或更久以前埋下的種子，為很多人所遺忘，但又破土而出，開花結果。　 那個時候，在我們瘋狂沖出去進入現代美國的時候，我們的一部分自我被落在了身後。」 歷史書把他所在的國家述